十余年整理研究，內容完整公布出版——

北大秦簡展示一幅秦代社會鮮活圖景

光明日報記者 顏維琦

秦代作為中國第一個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制王朝，歷史地位非常重要，但由于存在時間短暫、曾推行焚書政策等，留下可供研究的文獻資料極為有限。

2010年初，一批從海外回歸的秦簡牘，經由香港馮燊均國學基金會捐贈入藏北京大學。這是繼睡虎地秦簡、岳麓書院藏秦簡之后又一重大典籍類秦簡牘發(fā)現(xiàn)，包含眾多失傳兩千年之久的典籍，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為研究秦代歷史文化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數(shù)據。

歷經十多年的整理修復，日前，這批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正式公布出版，以供學界研究利用。這是繼《甲骨文摹本大系》出版后，“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fā)展工程”又一大型的集體項目成果，也是列入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guī)劃重點出版項目“出土文獻類”研究成果中首先完成的項目。

5月27日，《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新書發(fā)布暨學術座談會在上海世紀出版園舉行。這批珍貴簡牘文獻的出版，將有力推進各領域研究，為人們提供關于秦代社會更加全面、生動的圖景。

大量內容首次發(fā)現(xiàn)

“北大秦簡牘內容豐富，不僅有多種以往出土秦簡牘中未見過的體裁與內容，而且即使是過去見過的體裁，仍然給予我們許多新的啟示，大大豐富了從以往的秦簡牘中獲得的對秦代社會、政治、經濟與秦人思想觀念乃至文學作品的認識，有著非常獨特的學術價值。”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古文字工程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首席專家朱鳳瀚這樣描述。對于十多年前這批秦簡牘入藏北大的過程，朱鳳瀚歷歷在目。

北京大學獲贈的這批簡牘，大約抄寫于秦統(tǒng)一前后，并于入藏時保存著成卷的簡冊狀態(tài)，共有10卷竹簡（另有幾十枚散落的簡牘），具體包括竹簡762枚（其中約300枚為雙面書寫）、木簡21枚、木牘6枚、竹牘4枚、木觚1枚以及骰子1枚、算籌61根與竹笥殘片若干。這批簡牘形制豐富且保存良好，多數(shù)有明顯的契口和編繩殘留，字跡清晰，多數(shù)為隸書，很小的一部分近于篆書。其竹簡長度不一，有23、27、36厘米等。經過整理研究發(fā)現(xiàn)，其中包含有26種不同類型的文獻，涉及古代政治、地理、社會經濟、數(shù)學、歷法、醫(yī)學、文學、民間信仰等諸多領域，豐富性和多樣性實屬罕見。

北大秦簡中沒有發(fā)現(xiàn)成篇的“六藝”“諸子”等經典文獻，符合秦代社會文化的普遍狀況，但其內容與以往發(fā)現(xiàn)的秦簡牘相比更為豐富多樣，而且具有鮮明的特色。《公子從軍》《教女》《制衣》《禹九策》《酒令》等大量內容均為首次發(fā)現(xiàn)，意義重大；數(shù)術類文獻、數(shù)學類文獻、《從政之經》等，則可補充深化對同類題材出土文獻的認識。此外，為研究古代簡牘書冊制度、書法史和漢字發(fā)展史提供了珍貴素材。

專家認為，北大秦簡牘的抄寫年代大約在戰(zhàn)國末至秦始皇時期，總體早于以往出土秦簡牘同類文獻，可以反映戰(zhàn)國末年至秦代前期的文化形態(tài)，體現(xiàn)出秦統(tǒng)一前后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的變化。

艱巨的整理研究工作

朱鳳瀚介紹，簡牘入藏后，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立即組織人員對簡牘進行整理。“簡牘入藏時是裝在一個竹笥中，大多數(shù)簡還保存著成卷狀態(tài)。于是，整理組決定采用‘室內發(fā)掘’的方法，仿照田野考古發(fā)掘程序，依照簡牘堆積的層次進行編號提取，為簡的分卷、確定各卷內簡的次序，提供了很關鍵的依據。”

主持這項室內發(fā)掘工作的，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胡東波教授，該項目開創(chuàng)了簡牘整理修復的實驗室考古發(fā)掘工作模式。此次推出的《北京大學藏秦簡牘（全五冊）》的第五冊，收錄了北大秦簡牘的室內清理發(fā)掘報告，詳述其對竹簡的室內發(fā)掘和保護，在方法、技術、理念方面的有益探索。

借鑒考古地層學的理論與方法，發(fā)掘組確立了以“層”為單位的并列編連關系、進行編號提取的清理方式，厘清簡牘的疊壓、交錯關系，為后續(xù)簡牘綴合編連提供了堅實基礎。發(fā)掘組又采用碳14測年、材質鑒定、顯微觀察等科技檢測手段，確定簡牘的出土環(huán)境信息。通過顯微觀察，在簡牘殘存的編繩中，發(fā)現(xiàn)了人體寄生蟲卵，可知這批秦簡牘出自墓葬。這批簡牘字體基本為秦隸，少部分文字近于篆書。竹簡中有兩組表格形式的日歷，分別屬于秦始皇三十一年與三十三年，初步判斷北大秦簡牘抄寫年代。竹簡中的《從政之經》講為官之術，《道里書》的地域范圍以南郡為中心，由此推測簡牘主人身份可能為秦南郡地方官吏。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呂健告訴記者，簡牘文獻整理的環(huán)節(jié)多、難度大，首先需要文字辨認，然后進行簡序編連，恢復文本的本來面貌，而且其文本的內容往往駁雜，需要多個學科的知識。“幸運的是，有一支非常強大的整理團隊。北京大學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所集合多方力量展開跨學科合作，潛心十余年，為學界打造出材料嚴謹、邏輯清晰、表述簡潔的出土文獻整理范本，為簡牘整理研究工作開創(chuàng)了新的范例。”

記者了解到，本次簡牘整理，由北京大學的朱鳳瀚、李零、胡東波、韓巍、陳侃理、田天，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的劉麗、楊博，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鄒大海、高峰等學者組成課題組，集合了歷史、考古、中文、數(shù)學等多學科、跨單位的研究力量。其中，《算書甲種》除《魯久次問數(shù)于陳起》外的注釋和題解工作，就是由鄒大海、高峰兩位數(shù)學史學者在韓巍教授的編連釋文基礎上完成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方面則由具有豐富簡牘圖書出版經驗的編輯毛承慈擔任責任編輯。作者方和出版方隨時互動、反復推敲，最終完成了《北京大學藏秦簡牘（全五冊）》的整理出版工作。

具有新的學術意義

專家介紹，比照以往出土秦簡牘中的同類文獻，北大秦簡牘在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歷史地理、社會經濟、醫(yī)藥與算術等方面都具有新的學術意義。

《北京大學藏秦簡牘》第一冊收錄文獻屬思想與文學類，有《從政之經》《教女》等8種，展現(xiàn)了秦代吏治、倫理教育以及社會文化生活的多個方面。其中，北大秦簡《從政之經》內容與體例頗近于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是此類出土文獻中抄寫年代最早的一篇，反映了秦代禁止私學之前吏治教育的面貌。《教女》《公子從軍》《隱書》《酒令》屬于首次發(fā)現(xiàn)，突破了以往出土秦簡牘以法律文書等實用書籍為主的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教女》是迄今所發(fā)現(xiàn)的最早論述女德的文章。《公子從軍》《酒令》《泰原有死者》則充滿生活氣息，描繪了當時情感關系、娛樂生活、復活故事的生動畫面，改變了人們對秦帝國的單調印象。《秦始皇三十一年質日》篇末記錄了一年各月日夜長短比例，具有重要的天文學意義。

《北京大學藏秦簡牘》第二冊所收錄8種文獻屬于數(shù)術類與數(shù)學類，提供了秦代日常祭祀與經濟活動的豐富信息。《祠祝之道》中的祠[~符號~]簡，是首次在秦簡中發(fā)現(xiàn)與水路出行有關的祭祀操作。《祠祝之道》以竹簡為主體，與書寫篇題的竹牘合編；《雜祝方》簡背畫有交叉墨線，這兩個特殊形制在秦簡牘中屬首次發(fā)現(xiàn)。《成田》與《田書》涉及田畝與田租計算方法，詳細記載了秦代“稅田”與“取程”的方式，為研究戰(zhàn)國晚期至秦代田畝、賦稅制度提供了新資料。《傭作文書》是記錄工作與收入的記賬文書，在秦簡牘中罕見，是了解當時勞動與谷物價格的實物資料，也有助于認識這批竹簡原主人的身份。

《北京大學藏秦簡牘》第三冊收錄竹簡卷四的圖版，包含竹簡300多枚。第四冊收錄竹簡卷四的釋文與注釋。專家介紹，總體來看，以往出土秦簡牘以法律文書和《日書》《算書》等實用工具書籍為主，北大秦簡牘則有以往未見到過的文學作品和大量反映社會生活、民間信仰的記錄。其中《公子從軍》《泰原有死者》《隱書》《酒令》這四篇文學佚書，為研究散文、詩賦等多種文學形式提供了研究資料。竹簡卷四《制衣》系首次發(fā)現(xiàn)的上古服飾文獻資料，是秦代工藝書的珍貴樣本。這些文獻提供了關于秦代社會生活、倫理關系、工藝水平的豐富資料。

值得關注的是，這批秦簡牘的書寫年代集中在秦統(tǒng)一前后，恰好處在中國文字發(fā)展的轉折期，有許多前所未見的新字形，對了解隸書字體的形成與演變很有意義。這批簡牘中還出現(xiàn)了前所未見的簡冊形式：竹簡卷四包含300多枚簡，其中絕大多數(shù)竹簡正、背兩面均書寫文字，抄有十篇內容迥異的文獻，各篇書體不同；竹簡卷六《祠祝之道》則與一枚長度、寬度都迥異的竹牘合編。這兩種現(xiàn)象在戰(zhàn)國秦漢出土簡冊中十分罕見，豐富了人們對古人知識體系和知識記錄、傳播方式的認識。

《光明日報》（ 2023年05月30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