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地處皖西南，長江北岸，西北環(huán)山，東南濱水，自古有“七省通衢”之稱。桐城既是經學昌明之地，又是天下文章淵藪。背山臨水的地理特征，既封閉又開放的人文環(huán)境，加之累世不絕的著姓望族，都有利于桐城地域文化的形成。自南朝宋何偃著《刪王逸楚辭注》以來，桐城楚辭學歷經千年而不衰，到清代而發(fā)展更盛，并體現(xiàn)出鮮明的地域文化的特征。

首先，桐城地域張、姚、馬、左、方五大家族，均繁衍數(shù)十代，村莊血緣維系，宗堂輩分嚴密。這樣一種格局，容易形成桐城穩(wěn)定的宗親文化。如桂林方氏家族，“自宋末籍桐，歷世十三，歷年三百有五十。”（《桐城桂林方氏家譜》）到清代方苞家族再次中興。方苞深念宗親，方氏家族由于“南山案”而遭受打擊，方苞深表痛心，其文章屢言“吾宗”“宗禍”。“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禮，設義田。”（《清史稿》）方苞重視家族的傳承和延續(xù)，訂立宗法，強調“宗子”的地位與權威，救濟宗族孤老貧困，輔助宗族后人上進，懲戒不肖子孫。它們代表了桐城地域的宗親文化，桐城楚辭學突出強調屈原“宗臣”身份，就體現(xiàn)了這種宗親文化的特征。

屈原“宗臣”說并非起于桐城，但桐城卻是屈原“宗臣”說最集中的地方。如錢澄之《屈詁·離騷》詁曰：“開章訴陳氏族，見己為國宗臣，誼無可去。”《橘頌》詁曰：“自傷為楚宗臣，不能去國，與橘同命。”錢澄之闡釋宗臣不能去國，開啟桐城地域屈原“宗臣”說的先河，影響了桐城楚辭學的發(fā)展。如方苞《離騷正義》開篇即論：“首推所自出，見同姓親臣義當與國同命也。”中間反復論述“不能望情于宗國”，至結尾處又論述：“則帝高陽以來之宗緒，將至此而卒斬矣。”方苞的“宗親”意識貫穿《離騷正義》的始終。吳世尚《楚辭疏》曰：“首原遠祖，以見宗臣無可去之義；次本天親，以見忠孝乃一致之理。”吳世尚在“宗臣”說的基礎上，又升華出“忠孝一致”的觀點。梅沖《離騷經解》曰：“其所以不可他去不能退隱者，則以國之宗族恩深義重，世同休戚，己又曾柄用，見國之破君之亡，同草野未仕之臣蕭然高蹈哉？”馬其昶《屈賦微》曰：“宗國者，人之祖氣也，宗國傾危，或乃鄙夷其先故，而潛之他族，冀綿須臾之喘息。吾見千古之賊臣篡子，不旋踵而即于亡者，其祖氣既絕，斯無能獨存也。”從錢澄之到馬其昶，屈原“宗臣”說貫穿了桐城楚辭學的始終，可見桐城宗親文化對楚辭學產生的影響。

其次，桐城地域崇尚儒學價值文化，學而優(yōu)則仕，重官而抑商。桐城無論鄉(xiāng)鎮(zhèn)農村，讀書進取功名之風盛行，官宦輩出，在內為重臣，在外為賢令，對清代政治產生重要影響。桐城大家族更多官宦世家，“張、姚二姓占半部縉紳。”（《清史稿》）張氏家族，“父子宰相”“六代翰林”；姚氏家族，“一門之內，三秉節(jié)鉞。”（《桐城耆舊傳》）程朱理學和儒風的盛行，成為桐城地域文化的顯要特征，也給桐城仕宦者提供了從政事君的思想源泉。如張英為官清廉勤勉，康熙贊許：“張英終始繼慎，有古大臣遺風。”（《桐城耆舊傳》）張英謹守的是儒家的“事君之道”，它集中反映了桐城地域的儒學價值文化。桐城楚辭學大談“人臣事君”之義，也是這種地域文化特征的體現(xiàn)。

王逸《楚辭章句》首論屈原“人臣之義”，其《離騷》敘曰：“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jié)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桐城楚辭學論“人臣之義”內涵豐富，如錢澄之《屈詁·離騷》詁曰：“巫咸之言，猶是人臣守正之道，原之本志也。”“咸以為臣之道，惟盡其所得為者，則原守其道不變可也。”“守正”即恪守正道，司馬遷曰：“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史記·禮書第一》）錢澄之引入“守正”觀念，闡釋屈原堅持的是“人臣守正”之道。方苞《離騷正義》論“為官之道”是其突出表現(xiàn)，方苞闡明為官之道在于“清潔”，同時又強調“守正”“守忠”“持義”等；方苞又論述“人臣之道”在于“以道事君”，輔助君王以成“善治”。前者重在修，后者重在治，為官以德，施政益民，皆為人臣事君之道。梅沖《離騷經解》闡釋事君之道，為孟子的“大人格君”之學。梅沖認為，屈原對君王的諍諫，就是“大人格君”。“正君心植人才，得古圣事君之大端矣。”梅沖還進一步論述了“大人格君”而“圣聽不開”的情況，臣子仍然要以“直道事君”；如果終不能“達道”于君，最后只能“以死事君而殉道也。”梅沖論述了屈子守道、達道及殉道的全過程，完整闡釋了臣子“以道事君”的內涵。桐城楚辭學深入闡釋屈原的“人臣之道”，既源于楚辭學發(fā)展的內部規(guī)律，也是桐城地域文化影響的結果。

第三，桐城派作為清代散文影響最大的流派，孕育于文化氛圍濃厚的桐城。桐城派古文是桐城地域文化的顯性表現(xiàn)，其創(chuàng)作綱領為義理、考據(jù)和詞章，桐城楚辭學的研究，也遵循了桐城派古文的創(chuàng)作綱領。

桐城楚辭學與桐城派大有關系，從產生的楚辭學文獻即可以看出這一點。桐城派中的重要人物，幾乎都有楚辭學著作，如錢澄之《莊屈合詁》、方苞《離騷正義》、方績《屈子正音》、馬其昶《屈賦微》等；或者是相關的楚辭學評點，如姚鼐《古文辭類纂》、梅曾亮《古文辭略》、方東樹《昭昧詹言》、吳汝綸《古文辭類纂評點》等。其中錢澄之為桐城派先驅，方苞、姚鼐為“桐城三祖”之二，梅曾亮是繼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領袖，吳汝綸是桐城派晚期的古文大家，馬其昶則是桐城派殿軍。他們既代表了桐城派古文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桐城楚辭學的重要成就。因此，桐城楚辭學不可避免受到桐城派古文的影響。

以吳汝綸《古文辭類纂評點》為例，吳汝綸評點楚辭，主要從義理、考據(jù)、辭章等方面入手。吳汝綸從“義理”方面評點楚辭，多與懷、襄二王結合，且哀懷王之不幸，怒襄王之不爭，如評《招魂》“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曰：“幸而得脫，殆懷王走趙，復為秦得之后所為歟？”評《東君》“舉長矢兮射天狼”曰：“此文則望頃襄之振國威也。”這種評點明顯體現(xiàn)出吳汝綸的情感傾向。吳汝綸從“考據(jù)”方面評點楚辭，借用典型史料或經典文獻的記載，以前后“比對”的方法，用邏輯推理來判定楚辭作品創(chuàng)作時間及作者歸宿，如評《惜往日》曰：“《懷沙》乃投汨羅時絕筆也。若此篇已自明言沉淵，則《懷沙》可不作矣。彼又云‘舒憂娛哀，限之以大故’，下文‘不舉辭而赴淵’，則似更作于《懷沙》后者，史公何為棄此錄彼邪？”由于楚辭研究的特殊性，吳汝綸評點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但其考據(jù)的方法與結論，亦堪為一家之言。吳汝綸以“詞章”評點楚辭，借用桐城派古文評點的方法，分析楚辭的行文脈絡和修辭藝術等，如評《抽思》“望孟夏之短夜兮”曰：“遭夜方長、秋風動容，屈子作此篇之時令也。孟夏短夜，則代設懷王夢歸之幻境也。”吳汝綸評點解決了《抽思》篇的創(chuàng)作時間問題，“秋風”為作者創(chuàng)作的時節(jié)，“孟夏”是作者虛設的幻境；前者為實寫，后者為虛寫。這正是楚辭中常用的藝術手法。以上吳汝綸從三個方面評點楚辭，遵循桐城派古文創(chuàng)作的理論，體現(xiàn)出桐城派古文評點的特色。桐城楚辭學的研究，基本上都具備吳汝綸評點楚辭的上述特征。

總之，桐城楚辭學所呈現(xiàn)的地域文化特征，主要在于儒學和文學兩端。在這個過程中，一些重要的學者和作家，起到了引領和促進作用。儒學方面，主要為錢澄之發(fā)其源，方苞導其流，其他楚辭學者接其緒，共同形成了桐城楚辭學的儒學特征；文學方面，姚鼐古文創(chuàng)作的理論及實踐，《古文辭類纂》的編訂和評點，為桐城楚辭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因此，桐城楚辭學以其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在中國楚辭學史上占據(jù)一席之地。

（作者：謝模楷，系安慶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